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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年7月的太原城，在日军的铁蹄下已是满目疮痍。城西小东门外的旧赛马场，往日曾是太原百姓休闲散步的场所，此时却被日军围上了铁丝网，成了一座人间炼狱。

那一日清晨，220名八路军战俘和50余名抗大女学员被押解至此，粗麻绳勒紧他们的手腕，身后高大的木桩整齐排开，如同一片等候收割的田垄。战士们衣衫破碎，伤口新旧交织，血迹渗透了布料；女学员们多是20出头的年纪，头发被剪得参差不齐，却依旧挺直脊背，眼神如火。

赵培宪，八路军129师的一名25岁战士，回忆起那天的情景仍觉心悸。天空灰沉，雷声隐隐，泥土因昨夜的雨水而潮湿，脚步踩上去发出沉闷声响。日军列队而立，刺刀齐刷刷地指向前方，仿佛要把空气割裂。女学员们被单独绑在一列木桩上，其中不少人双手已被勒出血痕，却依旧抬头望向天空。

7月26日，第一次所谓的“实战训练”开始。日军中队长住冈义一站在高处，用望远镜冷冷扫视着场地。第一批三十余名新兵，从日本各地被送到前线，脸上还带着稚嫩气息。年仅19岁的佐藤，出身北海道渔村，握刀的手不停颤抖。离目标还有几步，他停了下来。小队长冲上前，一鞭抽在他背上，厉声呵斥：“胆小鬼！帝国战士怎能惧怕敌人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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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驱赶着上前，佐藤闭着眼刺向一名女学员。刀尖偏了，刺入左胸下方。鲜血瞬间染红了布料，女学员咬紧牙关，朝他喊道：“小鬼子，我们的部队会回来的，到时一个也饶不了！”佐藤脸色惨白，跌坐在地，被小队长一脚踹倒。

这种训练几乎每天进行。日军坚信，新兵必须亲手杀过中国人，才能在战场上毫不犹豫。十余天间，每天都有二三十名新兵轮流刺杀，每人至少杀害一名战俘或学员。有人当场倒下，有人呻吟至力竭而亡。赛马场的泥地被鲜血浸透，气味浓烈，苍蝇成群，远远便能闻到腥甜与腐败交织的气息。

8月3日，赵培宪被绑上木桩。对面的小杨，是三个月前突围时被俘的河北女学员，满脸憔悴却努力朝他笑：“大哥，下辈子还打鬼子！”还未等他回应，一记耳光将他打得头晕目眩。

执行刺杀的是名少年新兵，松本，看上去不过十七岁。他几度举刀又放下，迟迟不敢下手。远处的住冈怒喝，小队长走来，抓住松本的手，猛力将刀捅进赵培宪腹部。刀锋并未深入要害，赵培宪疼得几乎昏厥，却也因此抓住了生机。绑缚他的麻绳因长期暴晒、被汗水浸透而发脆，他用尽全力一挣，绳子断裂。

他踉跄着向赛马场边缘冲去，身后枪声骤起，子弹呼啸贴耳而过。他一头扎进旁边的高粱地，借着浓密植株的掩护，忍痛狂奔。跌倒在菜地旁时，遇到正在劳作的李大爷夫妇。老人不顾危险，将他藏进地窖，送水送饭，细心换药。半月后，他在李大爷引领下，找到了附近的八路军游击队。

旧赛马场之外，太原的“工程队”战俘集中营更是人间炼狱。那里关押着上千名战俘与平民，日军在此施行细菌实验、强制抽血和繁重劳役。被抽走大量血液的人往往虚弱不支，数日内便会死去。

细菌实验更为骇人——他们将伤寒、霍乱等病菌直接注射进俘虏体内，冷眼观察病情发展。牢房拥挤、夏日闷热、冬夜刺骨，疾病横行，死亡率高达四成。无数人连姓名都没留下，就被埋进荒野。

抗战胜利后，赵培宪始终铭记那片血色的赛马场。1956年，太原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战犯审判，他作为重要证人出庭。当年的住冈义一已是中年，面对赵培宪的指认与详细证词——包括刺杀的具体人数、受害者的神情与日军的残暴过程——无言以对，承认两次训练共刺杀340人，请求接受中国的审判。

七十多年过去，旧赛马场早已改建为居民区，但在幸存者与老人的记忆中，那片土地仍染着血色。集中营的残墙上，青苔爬满裂缝，仿佛在低语诉说过往。许多遇难者的名字无处可寻，他们的存在，只能依靠零散的史料与幸存者口述拼接。

发布于：广东省